《洛神》（胡晓明、胡晓晖著，春风文艺版，1999年）是一部值得评说的长篇小说。它属于历史题材，而历史题材小说的评价，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领域。譬如说，大众阅读注重的是“好看”，而在批评家的目光中，不仅含有小说描写是否吻合历史本相的成份，而且或更看重作品所可能的审美价值，即作品的文学品位及意义。当然，对于那些拥有相应的历史知识及文学经验的读者来说，感受之中还会产生诸如“像”或“不像”的质询，如《洛神》中的曹操、曹丕、曹植，与《三国志》、《三国演义》中的“三曹”相比，是“历史”的还是“文学”的？是有依据的还是杜撰的？但就我的观念而言，历史题材小说中的“依据”与历史学意义上的“依据”是不一样的，其功能也有很大的差别。小说中的“依据”只是或只可能是一种重新创造的契机，一种使文学想象获得起飞与驰骋的提供（或驱力）：其目的不是为了证明历史，而是经由想象的历史，并以形象的或情感的方式，从中打捞起一些有价值的、遥远而又切近现代人精神需要的信息，特别是那种与人的过程、人的处境、或与人类的创伤与自救相关的思情。我想，《洛神》就是这样的小说。
《洛神》很“好看”，也很“耐看”。就总体结构而言，小说中拥有两根带齿轮的轴：一是政治（或家族权力争斗），一是爱情（包括友情），因为这两根轴的很吻合的转动，整个故事的机器也就运作起来了。从中，我们窥见或感受到了一些什么呢？窥见了家族政治的残酷无情，窥见了人在权力争斗中的挣扎与扭曲、被异化或被引向罪恶的状态，同时也让人感受到了“情”的影响力，以及人终究还是人的某些轨迹。《洛神》虽是一部描写家族政治的小说，但撑持小说的依然是人的命运——人的命运一旦与历史命运相融相汇，作品的题旨寓意也就获得了实现。
其实，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是一面镜子，或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体现，甚至还含有某种警示的意味。譬如小说的轴心人物曹操，他既是一个说一不二的独裁者，但又是一个受外力制约的人；他的自负与无奈交织在一起，也就升腾起一种携有历史缩影的悲哀气息。曹操虽有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；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的抒怀，但在生命的黄昏时刻，也免不了优柔寡断、多疑易变。而此中的另一面潜藏，却是作为父亲的爱子之心，以及那种对曹氏家族命运的牵挂，对完全可以预料的子嗣相煎的忧虑。不言而喻，这与历史印象中的冷血曹操或奸雄曹操是很不相同的。《洛神》之于曹操个性的创造，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作品的“好看”与“耐看”。
因为历史题材小说的缘故，我们也很容易从《洛神》中感觉到历史过程对人的塑造，或者是权力欲望及选择继承人的争斗对人性的强大影响力。我们从小说故事的隙缝可以看到，每个卷入政治漩涡、并挣扎于其中的人，大都具有一种被重塑的被动性：谁也没有主动选择的自由，甚至没有主宰命运的权利。特别是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，曹操的尴尬为难或煞费苦心，不仅体现了小说的政治理解，同时也是对人性或“人的过程”的一种很深入的诠释。而在曹丕、曹植那里，虽则前者奸诈而富有权谋，后者则懦弱、正直、多情，但当他们一旦卷入权力争斗的泥淖之后，谁也难免遭遇被扭曲、被愚弄的命运，以致如曹丕之流变得越来越不像人或越来越残忍。所以当命运的帷幕被真正拉开之后，我们感觉到的便是历史的凄凉。曹操是如此，曹丕、曹植也是如此。当然，更凄凉的是甄宓——作为封建专权下的女性，她的影响力只是人性的一种侧面，而本相的命运只能是权力争斗的牺牲品：她的遭遇，同样是一种历史生态的体现或折射；即使从小说艺术上说，甄宓的人性过程，也包含着为曹氏父子的个性登场服务的意味。在我看来，《洛神》的故事及表达所体现的，便是人类精神旅程中的一种创伤：伤口连接着权欲，也连接着人性人情的曲折复杂，而从伤口中流出来的不仅是血，也携带着腥恶的脓；因为它是历史的创伤或人性的创伤，所以至今仍能感觉到它的阵阵隐痛……作为历史题材小说，《洛神》的源头虽在历史，但小说的描写却超越了历史。而寓意的超越与描写的节制，使这部小说具有了自己的特点。它既不是“戏说”，也不是呆板的或只作“再现”和“正说”；它只是藉借历史而点燃命运的火焰，以照亮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及可能的处境。我之所以说《洛神》不仅“好看”，也很“耐看”，其中的重要原因还不止于小说的故事，而且在于作品的文学性或文学意味。就《洛神》而言，这里所说的文学性或文学意味，主要不是指小说叙述中很恰当地引入了“三曹”的诗或楚辞之类的经典作品，而是或更重要的是，让读者感受到了活跃在故事背后的意味、思索、警示、乃至与人类生存状态相关的精神或思情。我想，这才是卓越的历史题材小说应该具备的审美品德。从文学的意义上说，“耐看”要比“好看”显得更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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